各位朋友大家好，很多人知道我，大概是因为《心外传奇》，但有的读者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会问，为什么这个传奇里头没有咱们中国人？其实，中国心脏外科的起步时间还真不算太晚，只不过相比于同时代其他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心脏外科的这段历史显得不那么引人瞩目，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
年1月1日以中苏美英四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最艰苦卓绝的考验，每当中国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注意力自然会首先集中在战争上，但无论哪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战争都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因此，我们且不妨注视一下战场之外的英雄。
也是在年，《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心脏外伤手术成功救治的报告，作者是张超昧，原来我们中国人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在心脏上动刀了。但恐怕绝少有人知道，中国是怎样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现代医学体系的，这当然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存在，就像张超昧，他不可能生来就是一个外科医生。
年淞沪会战爆发时，张超昧刚刚从广东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2年，医院里工作，这里也是中国医生的另一战场。他说：“我不能到一线去与敌寇战斗，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救治自己的同胞。”当时国民政府意识到了保存教育火种的重要性，医界人士也不甘几代人辛苦培育的医学教育成果毁于战火，于是大批院校、医院纷纷搬迁至远离战区的大后方。11月，上海沦陷后，张超昧随江苏医学院一路向西，抵达成都后，医院任命为外科主任医师，那时的成都，医院里都挤满了从前线送来的重伤病员，医生的数量简直杯水车薪，医院显然更需要合格的外科医师，军方要求医院，医院的外科主任（上校军医），于是，张只能分身两处，医院救治从前线撤回来的伤兵，医院救治地方上的伤员。
就在这个时期，年仅27岁的张超昧成功地救治了一名心脏受伤的军人，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为中国医学现代化的进程，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笔。这一手术，后来被视为中国心胸外科的开端。
那是年10月16日的晚上，一位30岁的军人，因一时想不开要自杀，你说一个军人想自杀，给自己脑袋一枪不就行了嘛，可能是他想节省子弹吧，选择用剑，他用右手握住佩剑剑柄，将柄端顶在墙上，由前下方斜向后上方，将佩剑尖抵在胸腹部，身体猛烈由后向墙壁冲撞，但由于有衣服的阻挡，没刺进去，也可能是这把剑太钝了，或者根本没开刃，于是第二次干脆解开衣服再刺，这一回刺进了十多公分，昏过去了。有人发现后，立即把他送进医务所，但因伤势太重，医务所仅迅速临时包扎一下，大家想想医务所能有多高的水平啊，大医院啊社区诊所啥的，心脏外伤肯定是整不了，只医院，当时已是晚上10点多。
这位军人作死的时候大概想不到能遭遇一位有起死回生本领的外科医生，让他又活了回来。因为当时新医学正式进入中国还不过百余年，本土的现代医学教育也不过才几十年，别说是普通人，就算是医学界也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心脏受伤也是能以手术救治的，但张超昧这位毕业本土的外科医生，居然有能力实施这样一次手术，真是不容易。
伤者于当晚11点左右被推入手术室，11点15分麻醉开始，用的麻醉方式是乙醚麻醉，十分钟后，手术开始。创口位于上腹部近胸骨剑突的右侧边缘，扩大创口后，可见搏动的心包，同时有鲜血溢出，以纱布吸干血液后，发现心包上的切口，用两把镊子牵拉开伤口后，就有大量血液喷涌而出，只得松开镊子，再用纱布迅速压迫止血，瞬间大块纱布即浸满鲜血，再加压一块纱布，还是如此。怎么办？这样下去，这位军人恐怕很快就得死在台上，可完全看不到心脏的伤口在哪，怎么止血呢？说时迟那时快，经过短暂的考虑之后，张又用镊子将心包的创口向两侧拉开，并迅速以左手指拇指及食指紧紧捏住喷血的心脏伤口，临时止住了鲜血的喷涌，随后右手握持针器，以肠线缝合左手所捏住的心脏伤口，共缝三针，放开左手手指，终于不再出血，心脏也能照常搏动。此时，张超昧才敢轻舒一口气，再看心壁上所缝合的伤口，长约2厘米，再以纱布吸干手术区域的血液，以肠线三针缝合心包上的创口，再次探查，确认心包以外再无其他伤口，才放心地逐层缝合关闭切口，手术完成时，是当夜的十二点二十分，手术用时55分钟。
这位伤者在这次手术后的第10日以后就基本恢复了健康，医院内休养到11月30日就顺利出院了。这个病例后来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的第28卷第2期，年兰锡纯教授在其编著的《心脏血管外科学》中提到这一次手术，认为“这是我国心脏手术成功的第一例”，如果读者朋友们知道一直到年时，我国心脏外伤才报道了41例（31例治愈），就会更能理解那一次手术的价值所在了。张超昧因为这一手术名动中国外科界时年仅27岁，那么一个如此年轻就已成就了辉煌一页的外科医生，后来又对中国心脏外科的发展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已经破冰开局的中国心脏外科又将如何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发展进步呢？
这些问题的揭示，势必要涉及到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史，但在我们的教科书的历史中，似乎只有政权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关乎亿万百姓生老病死的医学掌故，却很少被提及。
人类虽有着共同的祖先，但也早就因为迁徙而散居在世界各处，很多地区都独立地发展出了本民族地区的医学，中国也不例外，但进入近现代以来，除了古希腊这一医学分支成功地进化为科学医学从而成为世界主流医学而外，其他传统医学都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曲折的。
早在汉唐时代西方医学即已开始传人中国，但当时西方的医疗技术水平与中国相比也是半斤八两，因此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不大。在16世纪以后，西方进入了文化科技全面繁荣的时代，人体解剖学的建立，使西方医学在理论层面有了很大发展。反观中国，古老的医学几乎没有实质的进步，在欧洲开辟新航道的热潮背景下，西方医学对中国的渗透日渐加强。但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是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相对封闭保守的中国文化科学体系及传统医学体系，使得仅仅初具科学雏形的西方医学仍难以撼动中华本土医学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源自于古希腊这一分支的传统医学成功地完成科学转化之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古老医学再也没有与之分庭抗礼的可能，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古老中国，也在这新一轮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见识到了新医学的力量。
年的这个心脏手术的病历，因其在外科领域的开创性而得以载入中国医学史。再往前数一百年，《中国丛报》刊载的编号为的病历被正式保存，这是中国人的第一份病历，病人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当时患的是腹股沟斜疝，一个如此隐秘部位的病，作为朝廷命宫的钦差大臣也敢求治于洋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西医在中国民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为林则徐治病的医生，是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彼得?伯驾。
到了张超昧实施修补心脏手术的那一年，由伯驾于年医院已在中国治疗病人多万，实施外科手术20多万例，医院也被称为我国的“西医院之鼻祖”。伯驾在中国的行医生涯中有多项首创，比如他在年将麻醉术介绍给中国，这距离美国人CrawfordWilliamsonLong（-）第一次在乔治亚州杰克逊县使用乙醚进行麻醉手术仅仅5年，也就是说，中国医学的现代化专业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已融入了医学科学化的进程之中。
医院里曾走出过中国的第一位医生——关韬（又叫关亚杜，KwanA-to,-），中国民间在经过了最早的抵触、怀疑和观望之后，也逐渐认可了柳叶刀的神奇和西药的速效，于是西医东传便水到渠成，后来竟落地生根反客为主，力压中医，也在情理之中了。自关韬开始，西医成为中国人也可以从事的一个行业，这样的示范效应，对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因为早期中国学界不少人对来自西方的医学是相当排斥的，比如清代学者俞正夑(xiè)（—）在初次接触到事实上更精准的西方解剖学著作时，竟认为洋人与中土结构不一样：“中土人肺六叶，彼土四叶；中土人肝七叶，彼土三叶；中土人心七窍，彼土四窍”。再如守旧绅士叶德辉（--）曾声称：“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中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
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显然荒谬的说法，一直到现在也仍有市场，有关中国人与西方人体质不同之类的说法时时不绝于耳。中华民族事实上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族群，自古以来就有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传统，比如当西方数学、天文学等体系引进中国之后，中国旧有的体系就自动隐退，任由其在中国发展，相关的中国理论也悉数成为历史陈迹，但医学的情况并没有循此先例，远比其他学科的引进复杂得多，比如俞正夑也推崇西洋历法认为西方历法更精确，可到了解剖学的问题，他就拎不清了。
年因伯驾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医院交由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GlasgowKerr,-)掌管，随着医院的名声口口相传开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人手不足的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了，面对彼时中国四亿人口的医学需求，区区几个传教士医生和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医生那哪能够用哇，怎么办？培养人才，只有系统地训练中国人，发展规范的医学教育才是解决之道。年，嘉约翰在医院内设立博济医校，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医科学校，其目标是培养中国本土的医学人才。这所医校最著名的的校友大家应该都知道，孙中山。
就这样医学科学的薪火，终于辗转传至中国，并渐成燎原之势，至民国成立之前，中国境内已有可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新式医学院校12所，据估计西医毕业生约为多人，到年中国境内已有医学院校28所，仅当年的在校生就已达人——新医学的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中国本土西医力量的快速崛起。
年2月5日中华医学会成立，同年11月，在上海创刊中英文并列的《中华医学杂志》，
年，《中华医学杂志》第28卷第2期刊载了署名为张超昧、张思瑞、苏永祜，题名为《心脏创伤之探讨》的文章，但这篇对中国医学界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章，在世界范围内却未引起太大重视，因为作为心脏外科发展前沿的美国，此时已经有医生连续为多位受伤士兵取出心脏弹片全部存活的纪录了，在欧洲第一次缝合心脏外伤更是早在年就完成了，当时张超昧还没有出生呢。
如果说张超昧救治心脏外伤的创举是中国心脏外科事业的序幕的话，那么随后吴英恺实施的中国首例动脉导管未闭的结扎手术就可以视为中国心脏外科的正式开端。
年，从美国进修回国的吴英恺在大后方医院，并任外科主任，时年34岁。就在这一年，吴英凯即实施了中国第一例动脉导管未闭的结扎手术，患者是一位20岁的男性，这一手术被视为我国心脏外科的先声，距RobertGross的开创性手术仅6年。年6月吴英恺到天津医院，于年主持完成我国第一例慢性心包炎心包切除术。年吴英恺回到协和，2年后成为外科主任，医院建院以来第一名由中国人担任的最年轻的外科主任。年吴英恺在北京黑山扈创办了中医院，年秋该院牵至北京阜成门外，此即中医院。在年度的中国心脏外科白皮书上，医院的心脏手术例数是例，仍是中国心脏外科的龙头大哥。
心脏外科本来难度就比较大，加上中国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心脏外科的发展过程更是艰难，若不是前辈们打下坚实的基础，就绝无可能有今日的成就，吴英恺无疑是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另一位和他齐名的是黄家驷，这两位被北美的胸外科同行并称为中国心胸外科的“南黄北吴”。年黄家驷回国开展胸外科的工作，至年，上海医学院胸外科的病床已增加至96张，此地因而成为提供医疗服务培养专科人才开展研究的基地，他的许多学生在此成才，为我国各地区胸心外科事业做出了贡献，其中的石美鑫医生，后来成为了中国心脏外科最重要的先驱之一。年，黄家驷与兰锡纯、顾恺医院，这是继吴英恺在北京黑山扈创办中医院之后，我国第医院，黄家驷任首任院长。年，黄家驷被调至北京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兼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并复建了协和胸外科。
上海与北京这两座对于新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城市，也是我国心脏外科发展进步的桥头堡，最早期的进步均与这两座城市有关。年3月2日，石美鑫在上海第医院实施了第一例B-T分流手术。这个手术在今天看来已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当年却是一件大事，甚至直到3年之后的又一次同类手术，新华社亦予报道，年，也就是在我国首次BT分流手术后的第38年，那位当年接受石美鑫手术的患者已经51岁了，为表达谢意，特地与医院留下一张合影。
今天的外科医生似乎已很难想象石美鑫等前辈们在63年前实施这一手术时所需要面对的困难，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禁运封锁，使必要的医疗器械都难以企及，针都是绣花针手动拗弯的……年石美鑫开展低温下麻醉心内直视手术的动物实验研究工作，取得满意效果，当石美鑫感觉已经有把握开展临床试验时，恰好有一位21岁的归国华侨学生前来求治，他叫叶任诚，患有房间隔缺损，经评估后，石决定采用低温下麻醉心内直视手术的方法修补该缺损，这一天是年4月10日，当时参加手术的医生有石美鑫、万德星、林尚清、凌宏琛等，在应用低温麻醉下，石美鑫打开了叶任诚的心脏，用时7分15秒钟就把那个房间隔缺损缝合修补完毕，整个手术三小时完成。手术结束后四小时，病人就逐渐清醒，心脏情况较手术以前有显著好转。这一手术，也即中国第一例直视下修补房间隔缺损的手术，距离美国同行首次完成该手术仅仅6年！石美鑫家族的其他人也都是医界明日，比如他弟弟石美森是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创始人兼院长，石美森的儿子就是当代非常著名的石应康。
但此时，美国外科界已逐渐掌握了使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的心内直视手术技术，可心肺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运进中国的，对于心外科如此关键的一步，中国人是如何迈出去的呢？
是有人带回一台……
带回心肺机的人是苏鸿熙，他年苏赴美国学习，就在他离开祖国15天后，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是在海轮上听到的这个消息。在美学习的日子倏忽而过，他先后在芝医院医院进修了麻醉及心胸血管外科。并在学习期间结识了他后来的终身伴侣杰妮。
年当Gibbon那次石破天惊的首例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临床应用成功后，苏鸿熙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外科史上的重大事件，一定要掌握这项技术向国内引进，于是，已经有了较好胸外科基础的他，开始有意重点学习这方面的技术。继Gibbon之后，明尼苏达大学的Lillehei和梅奥诊所的Kirklin均已开始研究使用心肺机进行心脏手术，苏鸿熙先后在这两处游学，并悄悄购置了心肺机打算在时机成熟时带回大陆。但当时在异常紧张的两国关系中，中国学者想回国都并非易事，更不要说还想携带笨重的心肺机了。年9月15日，苏鸿熙和杰妮举行了婚礼，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他和妻子开始实施重返祖国的计划。这对儿恩爱夫妻的归国之旅颇费周折，甚至一度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调查，苏鸿熙巧妙地与他们周旋，最后终于以赴欧洲旅游为名取得了离美签证，带着心肺机绕道欧洲辗转返回祖国。他们这对夫妇回国的经历之曲折，简直可以拍成大片的，只是大家一般都只知道钱学森这类更耀眼的人物的归国故事，其实当时这样的爱国赤子是很多的。
回国后苏鸿熙选择了医院，按当时的国家规定，归国人员的回国路费全部由国家补发，所购仪器设备亦由官方偿还，但苏鸿熙说，这些特权我不要，我回来是报效祖国而不是做买卖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首长对苏的归国非常重视，积极创造条件，配备专业队伍，以保证心脏外科临床和体外循环动物实验顺利展开。年6月上旬，苏鸿熙应医院邀请赴会交流经验，会后又作了两次动物体外循环实验，医院，一医院——这次是为军委负责科研的领导看的，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持，早日进口有关设备。
返回西安后，苏鸿熙带领团队很快开展动物实验，团队成立之初，大家对体外循环这项技术几乎一无所知，在苏鸿熙的带领下，同志们边实践边学习，并通过对体外循环血流动力学，病理生理生化改变及心肌保护等研究，熟练技术操作，总结经验教训。为了进一步提高实验动物长期存活率，苏鸿熙带领研究组成员白天进行动物实验，夜间蹲守狗房，严密观察术后变化及时进行治疗。每一例死亡动物都必须进行尸体解剖。有一次，可能是工作人员偷懒，实验犬未做解剖就埋了，苏鸿熙知道后非常生气，强迫他们把死犬只从土里扒出来，仔细完成尸检后才算罢休。整个团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最终使动物实验的长期存活率达到了76%。此时，临床应用已成为可能。
年6月26日，苏鸿熙团队决定实施我国第一例体外循环下室间隔修补手术，接受这次手术的是一个年满6岁的男孩刘金生，他从1岁起就发现患有心室间隔缺损，但在彼时国内根本无法医治，这个孩子能活多久，只能看运气了，苏鸿熙团队的研究为刘金生的新生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对于家长来说，原本必死的结局既然有可能改写，他们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这次家人带刘金生进入西安军医大学附属一院，经过儿科、内科、放射线科医生等仔细检查，决定应用最新的当时医学科学较新的研究成果——体外循环，打开心脏进行修补手术。整个手术团队除了施行这项手术的主刀苏鸿熙而外，还有他的第一助手蔺崇甲讲师和麻醉医师史誉吾，内科主任牟善初，儿科代理主任郦清以及有关各科医师、护士等十七人。
当天上午九时，苏鸿熙打开刘金生的胸腔，但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在刚刚完成右心房的插管，患儿即突然出现了抽搐，此时术者开始紧张起来，就此放弃那么就要与这次国内首例体外循环手术失之交臂，继续操作又不知是否会引起脑部并发症，好在十时五十三分体外循环开始工作时，抽搐停止。小病人的心肺功能暂时由机器替代，当时应用的体外循环装置即苏鸿熙从美国带回的指压式血泵和DeWall鼓泡式氧合器，苏鸿熙教授等仅用了二十分钟时间，就将心脏缺损修补完毕。到十一时二十七分体外循环停止工作。刘金生醒来，神志清醒，面容自然。经过心电图，心肺X线等检查，这个小孩的心路正常，血压平稳，呼吸脉搏很好。手术后第二天，他就要吃牛奶和冰棍，还喝了半杯鸡汤。随后的恢复过程很顺利，病人最后康复出院。
原来抽搐是由于初夏较高的室温（当时没有空调啊）和厚重的手术单导致的患儿发热引起的，虽是一场虚惊，也反映出当时的检测技术和设备条件之差，刘金生在这样的情形下也顽强地闯过了手术和术后恢复的关卡，实在是幸运之至。这个手术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国内正在心外科领域艰难探索的同行，校方收到了不少贺电贺信，此消息一经发布，一下成为了中国境内40多家报纸的头条。年，吴英恺院士在我国首例体外循环手术40周年纪念会上寄来书面发言：“以苏教授为首的第四军医大学心脏外科于年6月成功地完成了我国首例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这在我国心脏外科发展史上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有了体外循环这个基本条件心脏外科才得以安全地在直视下进行细微可靠的技术操作，许多先天后天心血管病才有了根治的可能。”
星火可以燎原，星火也不止西安这一处，仅仅在这次成功的手术之后不到一个月，上海又“放了一颗卫星”，年7月12医院的顾恺时成功地实施了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右心室流出道狭窄切开纠治术，重要的是，这台鼓泡式人工心肺机是国产的，先于苏、德、英、日、法等国而创制，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涉猎的就应知道年的中国政治经济条件是个什么样，而这些心外先驱居然在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创举，实在令人钦佩。
顾恺时年1月出生于江苏启东医学世家，年赴美国梅奥诊所研修外科，年医院进修，年回国，医院院长，年12月30日，医院董事会同意，向国家提出改公立申请。年2月，改为公立，医院。年起顾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
上任之初他就走访了上海医疗器械厂，提出建议，双方合作研制人工心肺机，但在当时，既没有资料，又没有样机可借鉴，这一切谈何容易？他与邓振秋工程师一起琢磨与推敲着机器的雏形，精心筹划，步步推进，终于在年9月制造出我国第一台人工心肺机。但实验条件异常艰苦，连实验需要的氧气瓶，也无卡车运送，不得已时，甚至需要顾恺时搂着两个数百斤重的氧气瓶，坐在医院5公里外的动物实验室，开始阶段出师不利，10只实验用狗经体外循环手术之后相继死去……把机器的垂屏式氧合器改为鼓泡式氧合器，实验犬只还是继续死在手术台上。后来顾恺时发现许多纤维蛋白沉积在人工心肺机的管道上，从而堵塞了动物心肺等重要的微小血管，他立即和助手们一起研制出了一个性能良好的过滤器，纤维蛋白被滤掉了，实验狗的微小血管保持了畅通。一年多来前后经过三次大修改，又六十三次动物实验，才取得了实验动物长期存活的成果，获得了成功。年7月12日，12岁的患儿顾永贞，医院接受了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右心室流出道狭窄切开纠治术，这台国产心肺机首次临床应用获得成功。
年又一款垂屏式氧合器与滚轴泵结合的国产心肺机于投入临床使用，这款机器此前已经过1年多的动物实验，年9月21医院开始第一次临床应用，为一个11岁患先天性心脏病的男孩陈平秋成功地施行了直视心脏内手术。在随后的10个星期里，经体外循环直视修补的11例手术患者，有9例获得存活。使用这一装置，石美鑫团队于年十二月行法洛四联症根治手术。
至此，中国心脏外科开始步入正轨，到年底，在全国13个省的30家医院里，已实施心内直视下的手术上百例，其中大部分是在上海和北京实施的。在当时，体外循环是我国医学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上海无疑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镇，仅上海市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单位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上海医疗器械厂等。
今天的人们回望年之后的那几年，脑海中涌现的词汇可能可能更多的是大跃进、饥荒之类，又有谁知道，有那么一群医生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落后的工业、经济背景下，还做着这样艰苦的探索，路上不但困难重重，还要时时承受各方面的压力，以我国体外循环设备研究先驱叶椿秀的回忆为例，他们当时为了测定动物机体氧耗与流量、转速与流量的关系，及测定机器的稳定性，共计进行了余条狗的实验，这余条狗在今天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正值特殊的年月，自然要遭到反浪费的批判，又兼“红、专”大辩论的社会环境，叶椿秀等人也被批判只专不红，倘若上面的领导稍一软弱，没有顶住压力给予支持，研究小组的命运就很难说了。中国心外科的早期能取得的这些成就实在有太多侥幸。
年，上海医疗器械厂试制的40余台上海II型心肺机进入市场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年，上海II型心肺机在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上获轻工部一等奖。此时的国产心肺机在产品性能方面已接近国外同时期同类产品的水平，随后，该型心肺机还曾走出国门，成为国礼，我们且看当时新华社的部分报道：
-02-:00:00新华社河内一日电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今天代表中国卫生部把一部中国制造的上海Ⅱ型人工心肺机赠送给越南卫生部。
-07-2:00:00新华社雅加达二十四日电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今天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部长苏佐诺赠送了一台心肺机
-05-:00:00新华社阿尔及尔十七日电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十七日在这里代表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脏血管疾病研究所，把中国设计和制造的一个人工心肺机送给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特吉尼?哈达姆。
除上海而外，另一心脏外科的重镇自然是北京，年，在吴英恺的领导下，成立体外循环筹备组，外科医生李平，麻醉科徐守春，生理科张琪，与协和修理厂张承先工程师协作研制体外循环机，经过多次动物实验，这台装置于年底投入使用，11月25日为一位5岁室间隔缺损女孩手术成功。但他们很快就换为上海在年代制造的心肺机了。到年4月，他们已在医院完成了例体外循环手术。回顾这一段历史，心脏手术从常温、低温至体外循环，每一步都凝聚着老一辈医学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工作。由于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医院当时的心脏外科水平和国际发达国家差距不大。
世界第一例体外循环手术发生于年5月6日，相比之下中国仅差了5年，当然吉本作为开拓者，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是医学史上的创举，但在中国的当时，亦步亦趋的模仿很容易吗？尤其是在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其难度纵使不如开创者，也仍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成就了。
Thereisnothingnewbutwhathasbeenforgotten。
谁要觉得模仿容易的话，您回本单位试试从头开始研制一个心肺机试试看。
中国当年的前辈，其实也不缺这份豪情壮志。这部分历史让我想到梁启超当年对中日留学生不同态度的评价，“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曾说：“日人求其本，华人骛（务）其末”；年竺可桢也批判过中国知识分子“君子东口不动手”不像日本学生肯动手，说的都是中国留学生不求理解技术原理，只求拿现成的。
咱们不就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整体进行评价，只说心外科的前辈宗师们，至少肯定没这个毛病，理解原理就不说了，动手能力那叫超级强，等于是只在知道基本原理基础上，摸石头过河，中国当时被封锁到什么程度呢，叶椿秀开始研究心肺机的时候，连塑料管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主任打开钢笔给他看：“呶，这就是塑料管。”
20世纪60年代，正值世界心脏外科技术更新最快，死亡率逐步下降的关键时期，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在中国被国际社会封锁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的先驱还是艰苦的环境下披荆斩棘，为心脏外科的发展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可惜，正当我们要迎头赶上心外科最先进的技术水平的当口，一场史无前例的在文化革命几乎将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在文革期间的最初几年，中国的心脏外科手术近乎全部搁浅，刚刚起飞的中国心脏外科，就此跌入谷底。
《中华外科杂志》从年到年停刊了10年，此阶段临床和实验无任何记载，犹如江河断流。大量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或从事其他工作，使心脏外科在理论、实践和器械上均与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平拉开了很大距离。当时医院的图书馆被关闭，院长吴英恺被分配打扫厕所，病房由工人师傅领导，护理员一夜间当上了麻醉医生，麻醉医生上台拉钩，配膳员领导医疗工作，年轻的外科医生兼任配膳员与夜班护士。此期间黄家驷也曾被关牛棚经受审查和批斗，和学生们一起被下放，其弟子钱中希，献身边疆数十载，在隔壁滩上建成了心胸外科，也在文革期间惨遭毒打，连住房也被占用……曾为石美鑫助手的万德星当时已是副教授，文革中上吊自杀。石美鑫的弟弟石美森也是上吊自杀，包括石应康前阵子也跳楼自杀，父子都这么惨烈，这就是题外话了。
其他医疗机构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曾完成中国第一个做心脏手术的张超昧被责令离开临床，打扫厕所，到检验科洗瓶子。我在追溯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有个疑问，就是张超昧为什么后来几近缺席中国现代医学史？为什么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直到文革之前这段激动人心的心脏外科创业阶段我们没有看不到张超昧的影子？
在那次开创性的手术之后，张看到中国缺医少药，于是自筹经医院。建院初期经费拮据，张超昧租用浙江同乡的房子，直至年，医院初步建成。这时，医院只收外科病人，医院。年医院大楼落成，增设内科，妇产科、五官科，同时更名为“医院”，医院名。年张超昧带着家人回到杭州，由于张超昧会多国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尤其擅长英语和德语，被浙江医科大学聘请为外科副教授。但没过多久，张超昧被带回四川因一些莫名的罪名而入狱。医院所在的洋房亦被没收，成了成都市卫生局的办公用房，80年代初期，张曾多次自费前往成都，要求落实私房政策，但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因为时间太长，又涉及跨省市，难度太大，双方交涉一度陷入困境。后来由九三学社出面，致函给四川省政法委和四川省委统战部，成都市政法委、成都市委统战部、成都市卫生局，此事才得以妥善解决，张拿到16万元的补偿金。
年张超昧才回到杭州，年12月医院外科工作，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不能上手术台去开刀救治病人，只被安排在门诊坐诊，年文革开始了，张超昧开始受到更严重的冲击……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六十四岁的张超昧才回到外科做门诊医生，老兵归来，却已不能在外科的战场上再当先锋了。
大时代的洪流，裹夹着小人物的命运激荡，张超昧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虽然他未能充分发挥其学识，没能在心脏外科领域继续有所贡献，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所幸，这个民族这片土地还有那么多医界巨人，否则我们今天的医学事业绝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值得玩味的是，文革期间为了突出中国特色，突出政治，有些单位曾开展过针麻和中药复合麻醉下体外循环的心脏手术，并要求这项工作成功率必须高达60%，否则是政治问题。实在不能承受这一方法的患者，需要有关领导批准。但针麻手术麻醉深度不理想，镇痛效果不佳，患者在体外循环时处于清醒状态，手术刺激时血压升高，术后苏醒延迟、幻觉、谵妄、烦躁等。回顾这段历史，尚德延教授曾语重心长地说：“本着良心，从实事求是的态度讲，我们应停止这种方法。”除了尚教授而外，就我所知公开批评过针刺麻醉的医界名人还有张金哲院士和郭应禄院士，这两人都被针刺麻醉手术过，很荒唐的事情。
直到70年代初期，文革事实上已在理论上破产，医疗界的秩序开始恢复正常，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医院才重新开始实施心脏外科手术。中国心脏外科，在经历了凄风苦雨重大挫折之后，又一次整装出发。
但中断这些年给心外科究竟造成多大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的，仅举一个例子：
年的夏天，医院手术室里，有一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正在接受体外循环下的手术，当体外循环转流到18分钟时，突然发现动脉泵管破裂，破裂口约1公分，大量鲜血自破口喷出，情况十分紧急，由于灌注师缺乏经验，没有及时停机和更换泵管，使大量空气吸入泵管而进入病人动脉系统，造成病人广泛气栓，术后病人即处于深度昏迷之中，经会诊决定进行高压氧舱治疗，结果，非但病人最终宣告不治，更悲剧的是在高压氧舱中伴随病人一起进入的女麻醉医生，也因重度高压氧舱反应，最终死于减压病，且先于患者死亡。我没有查到这位女医生的名字，也许她是中国心脏外科发展史上唯一一位为抢救病人而殉职的医生。
后面的故事仍然精彩，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讲到这里，预知后事如何，得咱们有机会下次再分解，谢谢。（当天的表现十分糟糕，我一发声就咳嗽，真是尴尬，我差点儿忍不住让主持人帮我读完。以上只是故事的一半，其实很想找个机会，用两个小时讲完这段历史。）
作者：李清晨
来源：科学公园
内容转载自北京中科医院亲身经历北京中科医院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