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学夏季卷作品展示之十四
赤脚医生
西宁孔占芳
“老爸，好消息，好消息，您们干过赤脚医生的人员国家将补发生活补贴！”在核实消息的准确性后，我第一时间将喜讯告诉父亲。父亲听了，倒没有我这般激动，他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吧，国家没亏欠我们啊，我们当赤脚医生的时候，生产队里给我们记工分的，跟劳动的人一样，我们的活儿还轻松点儿。国家为什么要给补贴？”这下倒把我问住了。我只能说消息是确实的，现在正在上报名单，要算工作年限，赤脚医生具体干了多少年？这个他老人家倒记得清楚。“从17岁开始干，干到你弟弟接了班，你算算，45年了啊！”母亲在旁边附和：“对的，对的，工作的本本都有着，就是17岁开始的。”父亲说：“人家们怎么要求着，就怎么填写，我干赤脚医生的事儿庄子里的人们清楚得很，要真发钱，不会弄错的，当年青海日报也报道过我的事迹。”
“人家给您发钱您还怀疑啊？”
“我就是觉得给我们发钱没道理啊，我们当时也拿工分啊！我知道队里你叔叔现在拿国家的钱，人家当兵了。他还拿当了生产队书记的钱，这是应该的，人家为国家尽力了。还有老杜哥，人家也拿国家的钱，因为他是老党员啊！”我一听，有戏，就劝老爸：“你看，叔叔当时也拿工分吧？”
“那个当然。”
“那他现在也拿国家的钱，跟您的不是一个道理吗？”
“好像是这么个理儿，年前我还听说以前给村里放电影的方成娃、周同邦也拿到国家的钱了。这件事儿看来是真的啊！”
一个疑虑刚去，另一个疑虑又生：“国家为什么会这样给啊？我和你妈妈从60岁拿国家给农村老人的钱，已经快十年了，全国农村有多少老人啊？”
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看来，国家实话有钱了啊！连我们哈都给钱了。现在的国家实话啦好，连我们都领开工资了。我们闲闲坐着呗，也没给国家做贡献着呗。哎，我和你妈妈赶上了好时代啊！”
父亲笑眯眯地说，他心释然了，眼神飘向渺远的时空。
“想当年，我们吃的没吃的，穿的没穿的，六零年吃大锅饭，把你奶奶给饿死了啊，孽障（青海话，可怜。）！你小姑姑刚刚会坐，一岁不到啊！我刚10岁，丧里乱乱咕咚的，我听大人们说，你奶奶挖着吃了马蹄莲的根中毒死的，要是有医生及时抢救也能救过来。人饿急了啊，谁不知道马蹄莲的根有毒啊！你奶奶走时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是借了你四奶奶的穿着走给的。那时候，我们做梦也不会梦到会过上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后来，生产队来了个张医生，要招年轻人学医生，我立即报名参加了。我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不要啊，我硬要求，看在我家太可怜了，队里就同意了。医学书上的字儿可难了，我不认识的太多，字儿我慢慢认，但课我好好听着，张医生教我们的时候有很多口诀，配合技术操作，我知道自己没文化，就使劲记，使劲学，认真观察，反复练习，基本上掌握了张医生教的知识。起初是背着药箱跟着张医生出诊，我先诊断，张医生复查，交流，现场上课。三年后，张医生调到莫多生产队当卫生院的医生，我就是自己生产队的赤脚医生了。医院、省医院进修学习，还做过几台阑尾手术，老师们夸缝合的手艺特别好。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几个赤脚医生也很优秀，但他们认为张医生偏爱我，把绝门手艺交给我了，我却觉得张医生对他们好，对我太严厉了，说错了一点点就会打人啊！张医生常常教导：医生是救人的，来不得半点马虎，错一点点就是害人!我再没遇到过那么严厉的老师！我们塔洞生产队是牧业生产队，夏天牧民到夏窝子（夏天的草场）去，看病很困难，生产队就给我配了一匹枣红大马，哎，那马真漂亮，威风凛凛，半夜三更地驮着我看过好多病人。”71的父亲一脸神往。
“为啥把你们这些医生叫‘赤脚医生’哈？”
“这个我实话不知道呗，当时大家都这么叫着哩呗。”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的名字应该叫“曼巴（藏语，医生。）”因为家门口常常会有牧民来打听：“斜毛，曼巴有格？”（藏语，小姑娘，医生有没有？），和村里的小伙伴玩耍的时候，也常常被认出来：“待曼巴斜毛热（这是医生的小姑娘），斜毛，曼巴有格？”“有格，有格！”之后就是一串喜悦的笑声。但实际上父亲常常是不在家的，因为白天上班有固定的场所，方便群众找，只有吃饭、睡觉的时候才回家，而大多数情况下，一出诊，不但不在家里吃饭，有时候一连几天都见不到。记忆深刻的是父亲常背着画有红色十字的药箱出门和进门，他的药箱从不需我们碰，只有家里来了病人，父亲迅速地打开，拿出听诊器看病的时候，我们窥见里面各种的器械整齐地躺在那里朝我们眨眼。
后来搬到农业区，情况大致如此。父亲上班的地方在一社，是公社的中间地带，但离家有五公里，父亲每天背着药箱来回跑。本村里的人图方便，不是早晨，就是晚上来找父亲看病，父亲也不厌其烦，一律热情接待。应该说，不厌其烦的是母亲，因为那时间恰好是早饭和晚饭时间，母亲不断地添饭、添茶、添碗、添筷，我们也不断地打招呼。即便不是来看病，来找父亲聊天的人也很多，那时候没有电视，各种消息、新闻、故事尽在聊天中，也是十分地享受。
再后来，公社有了卫生院，农村实行包干责任制，父亲就开始回家务农了。只将登记出生人口和疫苗接种分配给父亲做，这个我也是不知道的。有一次问父亲我的生日是准确的吗？农历应该是多少？因为和我同龄孩子的生日都是模糊的，要上学，临时编了一个生日，有的连年份都是错的，和属相不相符。农村只记属相和农历，就如母亲说，生我的时候打碾扬场着。父亲说，他是专门干这个的，全家孩子的生日都是准确的。
父亲有点解甲归田的意思，但家里人来人往，更加热闹非凡。有头疼脑热的，有腰酸背痛的，有刮擦拉伤需要缝合的。有时候放学回家，院子里一溜儿坐着几位大婶在聊天，到跟前，才发现或头上、或腿上、或胳臂上都扎着干针（针灸）。但凡村子里出现急症、意外，父亲肯定会被找去，能救治的救治，不能救治的，处医院。所以村里病危病人常常受到父亲最后的临终关怀，虽然父亲并不知道这个词，但他做的就是这份工作。村里专门培训了助产妇女干部，但难产的时候也叫父亲去看。邻村有疑难杂症，也有人来请大夫，父亲问清情况，他能治的就去看，不能治的医院，不要耽误了病情。但疾病好像特别喜欢夜晚来吓唬人，我常常听见半夜叫门，半夜父亲急忙出门的脚步声，至于父亲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没回来，都不知道了。
父亲这样的忙，自己的责任田里的活母亲一人忙不过来，就叫父亲不要去看病了。父亲也答应，但一旦病人找到田间地头，父亲还是撂下手里的活走了。而常常是村里人看见母亲地里的活还没完，就主动过来帮忙。据母亲说，有一次地里有五六位大婶、大嫂们在帮忙，父亲出诊回来看见了，就站在地头傻笑。我不知道那一刻父亲心里是怎样想的。
但长久这样下去也不行，母亲说，干脆开个诊所，多少还能挣点儿钱，父亲不愿意，说没钱开。山东的小姑知道了，就寄来元，算是启动资金，父亲没办法了，办了手续，开了个药铺。他心里实在不愿意看病挣钱花，就把药价定的特别低，几乎没有利益，能用针灸治好的就不用药。可邻村的赤脚医生也开了药铺，这样相当于低价恶性竞争，伤害了同行业的利益。父亲扎针灸不要钱，来扎针的人照样络绎不绝。来的人说邻村的扎一次要五块钱，您一次就象征性地要一块钱吧。父亲说：“扎针灸要什么钱？针灸器械是国家配给的，说是手艺，也是国家培训的，没收我一分钱。本来看病就不应该要钱，毛主席的时代那么穷，但看病不要钱。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治病救人是高尚的职业。我看不明白这个世道了，什么都要钱，钱钱钱，人情哪里去了？本来我靠手艺帮助别人挺快乐的，别人也不是在帮我家吗？这就对了。现在我看病要钱，人情没了，活着就没意思了。”此番种种，药铺勉强开了三四年，把购来的药买完，父亲终于不开了。
改革开放了，经济盘活了，村里人各显神通在挣钱，父亲也积极加入致富的行业，农闲时挖金子、挖虫草，特别能吃苦。我上大学假期回家也勤工俭学去挖金子挣自己的学费，村里的叔叔们夸父亲挖金子就是一架钻探机，“我抽了一袋烟的功夫，你爸爸就旋了一个大坑。”说挖虫草的时候，父亲挖得又多又快，别人一天跑一架山梁，父亲跑两三架山，别人出的晚，回的早，父亲出的早，回的晚，一天只吃怀揣的干馍馍。但父亲自己不觉得苦，他很开心，觉得用自己的双手获得的财富，用着才心安理得。外出时，很多人都想跟他结伴儿，觉得他人缘好，现在想想，带着一位医生，谁不乐意啊！当然，从不开药店时起，他依然又成了村里邀请的免费赤脚医生。
有次，听老公的同学说，他们水电站上一位小伙骑摩托车摔了，人整个儿站不起来，不知是谁说去找我父亲，没准有办法。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伤者抬上摩托车，大约时间不长，就自己骑着摩托车回来了，大伙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当时的情景肯定是骨折什么的。结果父亲断定的是脚踝脱臼，一复位就好了。这件事儿被“公家的人（区别于村民）”一宣传，“上班族”们也开始找父亲看病了。其实父亲对脱臼复位手到擒来，他处理接骨的病例我也见过很多，只要不是粉碎性骨折，他有把握处理的，都会接上，当然包括马、牛、羊、猪这样的牲口。我当时赞叹的是父亲亲自削的用来固定接口的竹片，长短、薄厚极其均匀，打磨光滑，等到捆绑好了，长短齐整地一溜儿排开，那才叫一个好看，就像一架古琴。父亲管这个叫“壁板”，医院里的打石膏。这样的时候，也就收取纱布的钱。很重的伤者，他也就这样做好最基础的防护，医院的途中发生再次伤害或移位。通常的情况是，病人的家属恳请父亲陪送，大部分情况下父亲也是陪送的。因此，父母亲在村里是受人尊敬的。当然，也有例外，父亲是所有小孩的噩梦啊，小孩都怕打针啊，没有病的也打过疫苗，种过天花。只要孩子哭闹不止，一说父亲的名字，小孩立马就不哭了，这也是村子里的一道风景。
后来，家里孩子们渐渐长大，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入不敷出。母亲就有点埋怨父亲没有把药店坚持开下去，孩子们也觉得靠手艺吃饭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父亲说，没让孩子们饿着、冻着就可以了，不想违心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而今，父母带着小弟的孩子在州府上学。村里60%的老人都带孙子辈在州县上学，乡村教育只剩学前和小学为数不多的孩子在支撑。可巧，村里30%的居民都和父母亲住在一个小区里，父母城市的家里依然热闹，谈天串门的，扎针灸的，父亲依然有求必应。农村的人情也延续到城里，一把自家种的葱或韭菜或油菜什么的因季蔬菜随手带来，母亲种的也交换着品种随时送去。我说，不如开个专门开针灸的门诊。爸爸说，干什么?人家到家里来也是看得起我，他们来了跟我喧，我也不心慌，要不是这样，这个城市里能把人急疯了。钱钱钱的，什么时候是个够？钱有了，人情没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有天我没打招呼去看望父母，一进家门，家里有两位藏族老人盘腿坐在炕上和父亲用藏语聊天，很是起劲。母亲说，这是原来塔洞里的老乡，到州上看病顺道来看望的。昨天来的，要住几天，叫我到同学家住去。进到厨房里，看见有新鲜的羊肠子，母亲看着我贪婪的眼光说，也是他们拿来的，说是来之前特意宰了羊了。我说，你和爸爸人缘好啊。母亲笑着说，是藏族人实诚，那时你爸爸当赤脚医生，看病是他的本分，但他们还是记挂着来看望。你医院看病，当翻译，介绍病情，他们也方便。一簸箕一换，你对人家好，人家当然也对你好，做人不就这样吗？
可能是这样的缘故吧，父母在短短的几年，在小区里拓展了很广的人缘网，出门就只顾打招呼了，似乎我们姊妹们的身世他们也知道，看见了张口就说，这是你的二姐儿呗。我却是不认识她们啊！
我不知道是父母的性格天生如此，还是拜父亲赤脚医生的职业所赐，总之，父母的生活是热闹的，热情好客的，始终不叫儿女们担忧，甚至处处教育着我们，改变着我们。因为父亲职业的缘故，耳濡目染，家里的姊妹们都多少知道一点家常医用知识，也是受益终生的。
父亲反问：“国家为什么把我们这样的人叫赤脚医生？”
我当然也不知道啊，好在有百度老师，我将查到的内容告诉了父亲。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
到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多万名。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有万乡村医生，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即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能为产妇接生，主要任务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
那个时代，国家贫穷，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所需。贫穷落后的年代，生病人也尤多，更需要赤脚医生的治病。
社会评价如下：“赤脚医生是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天使。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赤脚医生”在21世纪可以理解为国外的保健医师，他为群众提供的是24小时，即时的不需要排队的贴身医疗服务。普通的伤风、咳嗽、常见的外伤的时候，“赤脚医生”能够几分钟内为你提供医疗服务。
毛泽东主席曾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父亲说，对啊，我想起来了，我获奖发的奖品是一本叫《赤脚医生》的全科医学书，上面就写了毛主席的这句话，第二页上写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毛主席对老百姓真好，他老人家说的话也得民心，我觉得按他老人家说的话做是对的。你看你弟弟一个阑尾手术，花了将近一万，虽然有新农合报销了一部分，但自己还是花了7千，把一年的收入都花完了。这个手术我们当时只要元，也就是一头猪的价钱。现在虽然物价涨了，也不至于这么涨，老百姓还真是病不起啊！他得的是急性阑尾，必须做手术，如果是慢性阑尾，我扎针就能治好了，我治好了多少慢性阑尾的人啊！哪里用得了这么多钱？根本不用花钱。父亲对他那个时代的医疗还是十分推崇的。
我看见年“兴海县农牧区已离岗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贴”公示名单里，像父亲这样的有50名，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也都60了，其实他们都一个有最响亮的名字——“赤脚医生”。
父亲就是50名，或者百万赤脚医生中普通的一员。虽然没有赤过脚，却有一颗服务民众的赤心，为我们做子女的敬仰。
年底，父亲如期拿到了国家给予的补助金，捧着储蓄卡，71岁的父亲竟然露出受之有愧的神色，他依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嘴里不停地说：“国家真好，国家真好，我们付出了那么一点点，却给我们这么多！”
“爸，你也是拿国家工资的人了！”
父亲终于露出小孩一样甜蜜的笑容：“是啊，我有靠山了！国家真好！”
作者简介
孔占芳，女，青海兴海人，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曾在《民族文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青海日报》《海南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文学作品30多篇，出版教材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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