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口腔科工作快6年了，做了上千台手术，看过上千张患者的脸。
但只有一位男孩，我始终忘不了他。
男孩患有艾滋病，为了让我们给他做这次手术，甚至在一开始隐瞒了自己的艾滋病史。
明知这场手术随时会让自己失去生命，男孩还是义无反顾，只希望能变漂亮一点。
1
那天是周一，上午7点30分，护士过来打招呼，通知我周末收了一个急诊患者。
一大早就有活等着，让人打不起精神。我低着头走出办公室，边走边在心里想着这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程。
我们口腔科周末来不了多少患者，因为急诊不多，也很少有患者的病情严重到非要周末住院。
正在猜测这个急诊的情况，主任在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新收了个外伤的小伙子，等会儿查房，咱们看看。”
到小伙子的病房时，他正坐在病床上，拿着手掌大小的化妆镜，仔细观察着脸上的伤。对我们的到来，没什么反应。
来口腔科的患者，不少都是受外伤，长了面部肿瘤或有感染的。手术做好了，满脸缠着绷带；还没做手术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很注意形象，昨天刚紧急缝合了伤口，今天一大早，他不仅认真洗了脸，还打理过头发。
小伙子叫刘愿，不到30岁，约莫一米七五的个子，偏瘦，长得白白净净。
谈不上英俊，但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估计平时比较注意保养。
因为车祸，他的右脸满是伤，肿得像个皮球。拍片发现颧弓骨折，被安排住院，等候进一步治疗。
我摸了摸他的脸，能明显感受到侧脸的骨折痕迹。让他张嘴，发现牙咬不上了，骨头已经移位。
为了观察是否感染，我揭掉了一部分血痂。
刘愿可能有点疼，皱了皱眉。但他刚检查完，第一件事又是拿起化妆镜，反复观察自己的脸。
他的声音轻柔，带点东北口音，说话时躲着我的眼神，看着比较内向。
我感觉他有点怪，因为面对这么多大夫，他最关心的不是病情，而是照镜子。
当天中午，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检验科打来的。
同事通知我，刘愿验血结果是艾滋病阳性，要再抽一次血，加急复查。
我差点骂出声来，“这人得了艾滋病也不告诉大夫，坑人啊！”
放下电话，我快速回忆早上给刘愿检查伤口时，有没有蹭到他的血或分泌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头绪，就去洗了个手，算是平复一下心情。
我突然想起，周末给刘愿缝合伤口的急诊大夫还不知道情况，赶紧打电话告诉他。
“你逗我的吧！”同事根本不相信。
我重复了好几遍检验科的结果，电话那边沉默了。等同事回过神来，说了一句，“我赶紧去查查。”电话挂断。
2
下午，刘愿的复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艾滋病阳性。
主任把情况通知给科里的大夫、护士，提醒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现场一片哗然。
“他自己知不知道啊？要是隐瞒病史就太过分了，不拿大夫的命当回事。”
刘愿被叫到办公室，主任板着脸坐着，我们几个大夫站在主任身后。
主任把检查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刘愿面前。
他低头看了眼，表情平静，好像并不在意里面的结果，把检查报告推了回来，抬头看着主任。
“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么？”主任严肃地问。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谁问的病史？这都没问出来！”主任扭过头，冲着我们几个吼。
“他没说啊。”我赶紧解释。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主任冲刘愿发火，“隐瞒病史会有严重后果。你这是拿自己的健康，别人的健康开玩笑！”
刘愿始终没什么反应，独自坐在对面，安静地听着主任批评。
主任把检查报告狠狠摔在刘愿面前：“给你缝合的大夫都去抽血检查了，真要是出了事，谁负责！”
“我怕告诉你们，就不让我住院了。”刘愿终于开口，但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看得出他自知理亏，“已经快好了，没事的。”
担心出意外，我们把和刘愿住一起的患者安排到其他病房，借口说刘愿脸上的伤怕感染，所以让他自己住。
第二天早晨查房，我见到了刘愿的母亲，一个操着纯正东北腔的阿姨。从她偏暗的肤色和粗糙的双手猜测，应该是务农为生。
我们刚进屋，她就拉着主任的手，一个劲道谢。
在办公室，刘愿的母亲开门见山：“儿子得了啥病我知道，住院的时候没跟你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怕你们不给治啊。”
她给我们鞠躬，又回头招呼刘愿，让他一起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真要是出了事你负责啊。”我们组一个大夫嘟囔着。
主任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他们鞠躬，语气变柔和了，询问是否接受过治疗。
刘愿低声回答：“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已经稳定了。”
“那就先查吧。医院，了解患者在那儿的情况，”主任也不确定刘愿是否能在我们科顺利治疗，“可能的话，医院的人来会诊，评估一下能不能做手术。”
“主任，一定要给我做手术！”刘愿突然提高了声音，已经习惯了他的轻声细语，我被吓得一愣，不禁看了他一眼。
刘愿来我们科这两天，要么低头，要么盯着化妆镜看半天。我不明白他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坚持做风险极高的手术。
艾滋患者的免疫力差，如果因为手术而发生感染，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命都保不住。
以前我们科来过一个得梅毒的患者，了解手术风险后，他宁愿吃消炎药扛着，也不动手术。
3
刘愿的免疫指标要等几天才出结果，医院他的主治大夫休假，短时间内我们也得不出结论。
刚住院时，刘愿的右脸肿得像个深色皮球，踏实休息了几天，“皮球”瘪了下来，基本消肿。颧弓的骨折可以清楚看到，他右侧的面颊，就像一座断了的大桥。
消肿以后，他应该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了。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骨骼位移，他的牙齿还咬不上。
刘愿关心的方向和我不同，他发现脸上的皮肤不再是深紫色，也稍稍对称了一点，顾不上还无法正常吃饭喝水，整个人变得开朗了许多。
刚住院时他天天窝在病房里不出来，现在会到楼道里溜达，主动跟我们聊天。
刘愿讲打工的见闻，内容平淡无奇，甚至琐碎，但东北话自带喜感。
我们不像刚得知他隐瞒病史时那么反感他，还有点喜欢听他说话。
只是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始终讳莫如深。
虽然聊天很愉快，但刘愿总追着我们问，“什么时候能做手术?”
刚开始会耐心解释：做手术取决于检查结果。他还是不停追问，我们就不太敢找他聊天了。
在楼道里碰到他，会躲着走，实在不耐烦，还会数落他两句。他不还嘴，只是讪讪地走开。
后来刘愿不想自讨没趣，就很少来找我们了。倒是他的母亲总来询问情况，有时会闲聊几句。
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刘愿读完初中就上不起学了，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后来在北京安顿下来，每个月给家里寄不少钱。
“那时候，村里都拿他当榜样。我和他爸特别骄傲。”刘愿的母亲开心地回忆着往事。
年纪渐长，村里的同辈基本都谈婚论嫁了，长辈们也都抱上了孙子。她坐不住了，一次次给刘愿张罗相亲。
被逼急了，刘愿干脆过年都不回家，跟家里说加班工资高，要留在北京。
村子里人在背后议论，有的说他“那方面不行”，甚至还有人说他在北京从事特殊行业，被几个富婆包养。
父亲打电话骂他，说再不结婚就不认这个儿子，他干脆和家人断了联系。
直到一天晚上，刘愿突然打电话回家，让母亲独自来北京。
他告诉母亲，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说到这里，刘愿的母亲哭了。我有点后悔问她这些问题，连忙道歉。
她擦掉眼泪：“没事，我也找不到人说这些话，说出来能轻松点。”
4
不出所料，刘愿期待的手术，并不能进行。
医院的大夫来会诊，介绍了详细病情：刘愿半年前看过他的门诊，当时的情况很差，免疫方面的指标比很多艾滋病患者都要低，应该是发现感染比较晚，耽误了病情。
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刘愿的病情算是稳定下来，但已经出现脑膜炎、脑部积液的症状。
这位大夫当时判断，刘愿还能活半年到一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刘愿拿着药，出院了。
“手术想都不要想，完全是作死。”医院的大夫警告。
最新的检验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
“你又没说实话，这是第二次了。”主任再次发火，“你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刘愿盯着主任：“死在手术台上我也认了。”
道理讲不通，主任叫来他母亲，让她帮忙劝说。
“如果非要做手术，很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主任顿了顿，“你也知道，他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主任建议进行保守治疗。
方法很简单，先用绷带固定刘愿的下巴，让牙齿能咬在一起，骨折可以慢慢愈合，“除了脸不对称，别的应该没什么影响。”
我们科治疗的病，基本都在脸上。
患者关心容貌，问一下会不会留伤疤，在情理之中。但在治疗面部骨折时，我们会优先考虑恢复咬合，让患者能正常吃饭喝水，复原外貌往往排在后面。
特别是刘愿的情况，主任觉得“只要最后这段时间能吃得下饭，保证生活质量，美观可以先不考虑。”
而且治疗要快，受伤后两周左右，骨折断端就会逐渐错位愈合，每耽误一天，治疗的难度都会变大，承受的痛苦就越多。
刘愿犹豫了一下，接受了。
但他心里还在纠结，是安稳过完所剩无几的人生，还是冒着迅速死亡的风险恢复容貌。
这样的选择，挺绝望的。
5
一天傍晚，我正忙着整理病历，刘愿突然找过来：“我还是决定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