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埔名医余秉坚
对“赞元医局”的一点回忆
一、“赞元医局”的由来
年(光绪三十四年)春，我的父亲余子馨(即余清华)，来到普宁县乌石乡开办西医诊所。这是我县较早开办的一间西医诊所。父亲把它命名为“赞元医局"。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其缺乏的情况下，父亲特地去汕头、上海、香港等地采购各种常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在医局初创的日子里，为了扩大影响，父亲有意识地把新的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陈列出来，还选择一些病例，当众施行手术。例如，外伤缝合、切开排脓、包皮切除、复位接骨等手术。这些手术，现在看来极为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十分新鲜的事物。当年老百姓对手术的疗效还是很怀疑的。经过父亲坚韧不拔的努力，“赞元医局”终于得到病家的信任和支持。西医师余清华的名声也逐渐传开了。
年底至年初，父亲与果陇乡土豪劣绅发生冲突，被迫将医局迁到马栅乡。他把医局业务扩大，并与当地中医师罗文畅合作，共同创办了“医院"。医院除治疗内、外、妇产等各种杂病外，还招收学生，培养西医生和助产士、药剂士等。我与二弟余秉真就是在医院学习内外科的，而我的妻子陈雪娟和二弟妇则在这里学习妇产科。
▲马栅乡医院两医师
余清华（右）罗文畅（左）留影，年
年，当地土豪劣绅唆使歹徒绑架父亲，并敲诈勒索财物，父亲不得已将医院停办，转来流沙另创赞元医局。这时我们兄弟、我的妻子和弟妇都已在医院毕业，父子、翁媳同来流沙赞元医局行医。我们子媳齐心合力协助父亲诊疗、药剂和助产，号称“余清华父子医生”。
年秉真夫妇到梅林墟创设梅林赞元医局。年我父亲也回到梅林开设诊所。这样，余清华父子医生在平原和山区都有了广泛的影响。
▲赞元医局全家福，年2月
年5月流沙解放，6月我赴大北山参加闽粤赣边第二支队。8月，到大南山担任医院院长。流沙赞元医局业务由陈雪娟主持。
年，父亲余清华和我的妻子陈雪娟分别在梅林、流沙参加联合诊所，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赞元医局，便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从牧童到西医生
父亲余子馨出生于年，原籍普宁船埔天青湖窖田村人。我的祖父是贫苦农民，他在父亲出生前就病逝了。父亲是遗腹子。因贫困所迫，祖母也在父亲三岁时改嫁。父亲只好由族伯收养，在六、七岁就当牧童，从小饱尝人间的辛苦。
年，父亲被族人送到揭阳县五经富(今属揭西县)中华基督教岭东教会(长老会)办的福音小学读书，由教会负责其食宿。年，父亲高小毕业后，经教会介绍，父亲被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医院吸收为工人，主要负责外科手术室的清洁工作。父亲勤勉的工作态度、好学精神以及他对外科手术浓厚的兴趣，医院院长、英国皇家医学博士列·威廉(Wilhelm)的同情和赏识。年列·威医院的正式学生看待，并安排在他自己身边学习。
列·威廉博士精通内、外、妇、产、儿各科杂症，博学多才，临床经验丰富。而且为人正派、富有同情心，是一位医德高尚的学者。他对我父亲要求十分严格。父亲自知本人文化基础较差，学习倍加努力。父亲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记忆力过人，且吃苦耐劳，勤学苦练，外科手术操作灵活准确，医技进步很快。
年底，列·威廉院长宣布我父亲毕业。当时父亲年仅21岁。父亲有“以医术助我中华"之志，要求改名为“清华"。列·威廉承认了父亲的新名字。代表院方将经过有关医政部门批准、盖有印鉴的“医院毕业"的西医师文凭颁发给父亲，医院工作。这样，我父亲就从一个穷苦的牧童成长为一位西医生。
▲余清华、彭恩爱夫妇
三、“父子医生”
(一)因陋就简济困扶危
在初创赞元医局和开办医院的年代，反动统治者对医疗卫生事业毫不重视，普宁医院。其他民办的西医诊所设备也很不完备。
父亲把西医的外科手术与中西药物的治疗、科学的护理方法相结合，在治疗牛撞伤、枪击伤等外伤所致的大出血，或肠穿孔、肺穿孔，开放性骨折以及各种感染性外科病(如蜂窝组织炎、化脓性感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良好的效果。当时抗菌药物尚未问世，医疗设施也十分简陋。为了解除患者痛苦，父亲和我们确实付出了相当的精力和心血。
对于传染病和农村常见病，我们也极为重视，如对于当时死亡率极高的“肠热症”(伤寒病)，我们一方面宣传预防和饮食卫生的常识，并着重指导对病员的护理；一方面配合中医汤剂进行治疗。因而大大降低了死亡率，治愈了许多病人。又如年霍乱在流沙附近流行，死者无数，药源又十分缺乏。赞元医局立即自制生理盐水为病人输液，抢救了不少危重病人。对“黄痧”(钩虫病)、“疳积”(寄生虫病、消化不良等)、“肚痛病”(胃、十二指肠溃疡)、水肿等常见病、多发病，父亲也注意精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再如妇女产褥热和小儿破伤风都属于旧中国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父亲顶着封建礼教的压力，作为男医师在我县内最早为妇女采用新法接生，大大防止了这二种疾病的发生。“余清华产科”在当时也有较大的影响，由于新法接生确实好，也为父亲赢得了声誉。
父亲从没忘记自己穷苦的出身。凡贫苦患者，尤其是山区农民来求医时，我们不仅降低收费标准，而且尽量节约用药，争取缩短疗程以减轻患者负担。对有特殊困难或可供教学上作为治疗示范者，我们常常施医赠药，甚至资助其生活。
为了实现上述对贫苦患者的照顾，父亲有意识地从二方面筹措经费：一是对于自以为“有身份”的地主豪绅实行高额收费；二是对花柳病(梅毒、性病)患者实行高额收费。深知此病患者多是花花公子、地痞流氓，便有意高额收费。而当时由于沿海通商口岸增多、妓院增多，花柳病在沿海地区严重蔓延，父亲用西医药治疗此病颇有显效，就医者甚众，故此项收入也相当可观。
父亲在当时极其落后、困难的情况下，善于从实际出发，动用科学方法，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治疗当时属于“难关”的外科病、传染病，以及自己筹措经费，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帮助贫苦患者等，这种不脱离实际的创新精神，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虚心学习取长补短
父亲创立赞元医局时，特请当地书法好手写了两副对联，刻在乌石赞元医局的两边。第一副对联的上联是：“赞襄用西医”、下联是“元调在中土”。他认为，学习西医知识只是运用先进的科技来襄助我中华，以调补、恢复国家民族的“元气”而已。“西”为宾，“中”是主。振兴中华医学才是“赞元”的本意。另一副对联的上联是：“赞《金匮》、补《玉函》，举世群推医国手。”下联是“元化方、伯休业，况君早具活人心”。《金匮》指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玉函》是唐朝中医的脉学著作。元化则为三国名医华佗的字，伯休指东汉时“真药不二价”的韩康。这副对联，表达了父亲以继承和发展祖国医药学为己任的志愿，也概括了父亲“以西医药襄助中医药”的学术思想。
父亲对泥沟、乌石的名老中医辈出深感佩服和高兴。经常向当地中医师请教各种疾病的中医疗法。他亲自安排我拜泥沟乡名医张伯茂先生为师，系统学习中医知识。抗战前夕我到汕头市参加中医师考试，主考老师之一是著名的林维荣老师。他看到我这个西医师能够熟练地阐述中医理论及运用四诊八纲立法处方，对此表示惊奇和赞赏。其实这是父亲和张伯茂老师教导的结果。
在马栅时，父亲与中医生罗文畅先生合作得很好，经常交流经验，取长补短。父亲还用黄莲、麻黄、川芎、当归、干姜、大黄等数十种中药提炼为西药制剂，解决西药药源不足之困难。对麻疹、瘰疬、喉痧、黄疸等疾病，父亲则主张采用中医疗法。
早在年，无锡丁福保的《丁氏医学丛书》刊行之后，父亲十分重视，千方百计搜集、购买。丁氏属于“中西汇通”学派，对“全盘否定中医”和“全盘排斥西医”二种观点都持批判态度，有《中外医通》、《中外医方会通》等译述。父亲不仅在理论上支持“中西汇通”，在医疗实践中更以其敏锐的眼光，以其改革和求实相结合的精神，探索、开拓中西医疗如何结合的道路。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有重要意义。
到了三十年代，五经富医院已有很大变化。不仅病床、医护人员增加，还有了x光等先进设备，化验室也大有进步。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曾伯城、温步贞、何治平等医师此时已在医院先后毕业。并来到流沙、里湖等地行医。父亲常说：“后生可畏，我们切不可固步白封，要认真学习他们的新医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通过会诊、合作手术、交流经验等形式，向在流沙开业的曾伯城医师学到不少新知识。
(三)广收门生桃李满园
据年调查，医院除传教士外，中国籍的医生仅30人。年，全国医学校也仅有学生人，毕业生人。这二项资料数字可见旧中国医学教育之落后程度(见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医学史讲义》年2月第1版)。
父亲虽学术浅陋，但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在医务和家庭负累极重的情况下，用赞元医局和医院作为医学教育的园地，广收门生，大力培养医生、助产士和药剂士。
父亲采用的教材最初是根据“丁氏医学丛书”自编的。以后，我们逐年购置了不少新的医书，同时又增加订阅新的医学杂志和报刊，如《中华医药杂志》、《医药评论》、《大众医刊》、《社会医报》、《医药导报》等，作为学习的参考资料。
父亲非常重视临床实践的教育作用。往往通过做手术、护理病人以及带学生出诊、接生、配药等各种方式，通过讲解和做示范动作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先后在赞元医局和医院学习过的医生有余志美、余宠光、余宠辉、罗志猷、庄明端、林子睦、陈景聪等数十人，结业以后，他们分布在汕头、普宁、惠来、海丰、陆丰、潮阳及泰国叻丕等地，独立地从事医务、助产或药剂等工作。如余志美医生和庄明端院长，都是医院的毕业生，他们毕业以后在医疗卫生工作上都做出一定的成绩。
我本人在医院院长时，能在短期内完成培训战地救护人员的任务，解放后能够胜任汕头市高级护士学校校长、汕头市高级助产学校校长的工作，也同我有过在医院、赞元医局学习，以后又参与过教学工作的经历有关。
▲余家姊妹兄弟合影，年
（前排左二为余树之）
四、为革命事业服务
年，“八一"南昌起义军经过我县，先遭果陇乡反动武装伏击，继而对果陇乡反动武装发动歼击战。父亲听从马栅乡农会的调遣，为过路起义军医治伤病员。他设法在医院增加许多简易病床，救治伤员和受伤群众。起义军撤走后，父亲还冒险将一位重伤员留在马栅农会会员家中隐蔽，继续为他治疗，直到伤愈才让他离开。
年至年，红军多次来大南山区活动，经常在深夜派人来请父亲上山为红军医治伤病员。父亲每次都设法偷偷上山。有时还带着一二个学生上山为红军看病，往往要工作数天或十数天才能完成治疗任务。我和弟弟余秉真都曾随父亲上过大南山。事后，敌人曾抓过一位学生讯问。父亲请当地豪绅出面，花了许多钱才把学生保释出来，把风波平息下去。
年，我参加了普宁县青抗会。我积极为青抗会联系流沙礼拜堂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还利用“做礼拜”宣传抗日等活动。我和江宁静医生一起曾在流沙中学讲授医药卫生常识，并训练学生防空救护，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些抗日的工作。
年至年，林美南同志多次同我联系，要我以西医职业为掩护，支援潮汕游运。从此，我积极为游击队秘密筹措磺胺、奎宁、药棉、绷带、碘酊、黄色素等药物及凡士林、硫磺、煤油等军需品，由林美南同志派可靠的同志来取去。当时和普宁县游运有关系的洪文鸿医师也经常来赞元医局购药。为了保密，洪佯称购药为自己医疗工作所需。我看出所购药物绝非一般医疗所需，实为游击队迫切需要之药物，仍佯装不懂，任凭他免费“挂帐”取去，认为这也是自己对革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
年，梅林赞元医局成了南阳山游击队的联铬站，弟弟余秉真也光荣入党了。陈美娟同志(豆粉婶)隐蔽在医局任联络员。南阳山游击队需要的药物则由当时在里湖镇开办西医诊所的何治平同志冒险设法供应。
年初，在普宁县地下党的领导下，流沙赞元医局也成为普宁二区武工队(二西武)的地下情报交通站，由我的挚友陈宗海同志常驻在医局任情交员。当时流沙笼罩着白色恐怖。林美南、张希非、李雪光、陈扬、李少雄、吴立、陈日里等同志都十分重视情交站的工作。遵照领导指示，我辞退了一些学徒，仅留下贫苦出身、忠诚可靠的堂甥黄隆腾和保姆陈宝莲在医局内帮忙，以确保情交站的安全。
▲普宁友人欢送余秉坚和庄明瑞医师入伍，
参加闽粤赣边纵二支队，年5月
从年起到年5月流沙解放，我们不仅为部队提供了重要情报，还为部队提供了大量军用物资和药品，为我武工队有力地打击敌人和解放流沙作出贡献。
▲余秉坚，医院，年
注：此文是作者于年12月至年1月在流沙镇患病期间口述，由其次子余少洲医师记录整理，作为普宁医药史志的第一手素材。
说明：本文选自余树之所著《负轭奋耕》（中共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年）一书中“下篇艺林拾翠”“附录之一有关我本人家史的部分材料”。
简介：
余树之，女，年生于普宁县马栅乡（其父余清华原籍惠来县天青湖乡窖田村，即现普宁市船埔镇告田村，三相注），学名余素珠，曾用名素兹、彭之、贝斗、亚彭等。年毕业于省立韩师高师部，年夏参加潮汕人民抗争队，年9月在华南分局机关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进驻广州后再华南分局秘书处工作。年10月调省土改工作团参加揭阳县土改。年至年先后在潮汕地委、粤东区党委、专署农业局、汕头戏校、揭西县文化馆工作。年至年任汕头地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年夏离休后曾受聘为汕头市党史、妇运史领导小组成员，年至年参加《潮汕百科全书》编委后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室特约编辑。年所编著《南侨中学》分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省党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年受聘《广州潮讯》特约撰稿员。晚年参加省市老干部书画研究会和市人大杏园诗社。（简介摘自《负轭奋耕》）
整理：三相。文中照片翻拍自《负轭奋耕》。
转载请注明来源：吴氏種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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